“那个廉价货”是我们对夜店里那个仿生人的称呼。
它是新世纪图灵科技公司的基础款，长相平平，在服务业和家政行业有许多一模一样的量产脸，有可能今天睡完它，明天就看见另一个它上门给你做钟点保姆。总之，它很便宜，属于最低消费的那一档，不会跳钢管舞，不提供心理咨询，除此之外什么事都可以做，用手、用嘴，撅起屁股；当然也可以把它的眼珠摘下来，如果你需要把别的东西捅进去的话。
它是廉价货里业绩最好的，所有房间里都有“损毁仿生人需照价赔偿”的字样，它的房间没有。这就是那个廉价货勾人的秘诀。
你可以打它，只要你想，而且确实很多人愿意花钱给它一拳，大概就有点像我爷爷的爷爷那个年代，站在街边的小丑身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五十块钱揍小丑”，算下来比打活人的罚款合算很多。倒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盛产暴力狂，只是所有的压力总得有个去处，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是虚拟游戏给不了的。人可以离开地球，但暴力永远不会脱离我们的生活。
小丑那张花里胡哨的笑脸本来就很欠揍，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给他来一拳。但是那个廉价货并不难看，就像每个人一生总会遇见一个的那种一事无成的老好人，脸上有点雀斑，绿眼睛，笑起来一边眼角有皱纹，另一边没有。
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失业了。丢掉薪水微薄但勉强体面的工作，成为领救济金生活的寄生虫大军中的一员。
这就意味着，其他有工作的人每月交重税，其中一部分会作为我的救济金，这笔钱比我原来的实际工资还高。作为代价，平均120岁的寿命从此与我无关，我必须在45岁接受安乐死，所有健康的器官都被摘下、送上流水线，尸体剩余的部分也会物尽其用。
这就意味着，我的面前有两条路：放弃救济金，下个月就饿死，死后仍然会得到“妥善处理”；或者舒舒服服地苟活七年，然后去医院打一针，在病床上一睡不醒。
我还不确定怎么选。
“你会不会，”我问，“说一点挑衅的话之类的？”
这东西看起来太像人而且太老实，让我想起以前买的二手毛绒电子狗。要给这张脸一拳，让人有点微妙的良心不安。
“我生来是为了讨好人类，不确定我有没有这种功能，先生，”它为难地说，“我有一个从来没用过的‘谈判专家’软件，你想试试看吗？”
“行吧。”我说。
那个廉价货的廉价绿眼睛闪烁了一下，然后笃定地说：“我猜你失业了，先生。很多失业者最开始都感到很焦虑，我的建议是不要太过于担心。新世纪图灵科技给每一位失业者免费赠送了网络课程，帮助人们学习新知识和再就业。实在没机会占有一个岗位也没关系，一位失业者平静地安乐死，可能挽救4-6位患者的生命，而人类尸体本身作为可降解的清洁材料，甚至不会对大自然产生什么负担。我们的社会没有废物，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唔！”
我记得我没等它放完屁就揍了它一拳，在腹部。那个廉价货捂着肚子，惊骇得瞪大眼睛、跌坐在地上，连痛呼都发不出来，嘶嘶地抽气。
如果这时候让一个作者描写这场面，大概会感到很为难。小说作者爱写的斗殴是有来有回，但它，那个廉价货，只是连滚带爬地蹲在墙角，蜷缩起来，听着我走近的脚步声剧烈地发抖，像头惯于挨打的狗，从喉咙里挤出讨饶的呜咽声。
“喂，起来。”我说。
它立刻站起来，而且瞬间换好了平静的微笑表情。没有人会真的带着笑容挨打，这表情看起来甚至有点恶心，戳到了我恐怖谷的点。在我刚刚皱起眉头的时候，它开口提醒：“想继续得加钱，或者买时间，先生。这是规矩。”
“你一个小时多少钱？半个小时行不行？”
然后我付了他半小时的钱，说，坐。
它一副不理解的样子。
“陪我坐一会儿，”我说，“我讨厌人，也讨人厌。跟机器待在一起感觉好一些。”
“需要我跟你聊聊吗？虽然我不能提供心理咨询，但是日常的闲聊不成问题。我还会b-box，如果你想听。”
“神经病，”我说，“别说话就行。”
于是那个廉价货就闭嘴了，这很好。我不能了解它，也不能被它了解。否则我不会再有心情对他挥起拳头，而我一定还需要这个。
可是人类的本质就是好奇。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开口问：“你的脸来自哪里，是得罪了哪个财阀吗，所以被安排在在夜总会做沙包？”
“我也想有一些悲惨的身世，很可惜，没这回事，”它说，“只是因为我的外形不需要支付版权费，比别的仿生人都便宜。它们或多或少取材于曾经的名人：玛丽莲梦露，大卫鲍伊，诸如此类的，但我不是。我是由概率生成的，这张脸从来没在世上存在过，但大多数人都能在我身上找到似曾相识的一部分。我是你们所有熟人的总和。”
“原来如此。”我说。
那些明星挂在天上永远也不会坠落。不可替代的东西才会值钱，如果我足够好，也就不会像弃用的螺丝一样被抛弃，也就不会来这里。
天啊，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失业了。
我还记得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总是很担心失业者暴动。我担心哪天我病了，还没用上从他们身上分给我的器官，就死在某个狂徒的棍棒下，直到有一天这件事真的发生，那时候我差一点就死了。
一个醉酒的家伙想用钢管砸断我的鼻梁，但在此之前，无人机送了他一颗子弹，于是他和他的钢管倒在我面前。他后脑勺上的圆洞，好像可以从这一头看到另一头。后来我得到了免费的一小时网上心理咨询。
我不知道那人的尸体被怎么样了，我后来想起这件事，很确定找不着工作全是自己的错，没有别人该为此负责。如果你心有不满，忍着；或者在大街上发疯，这样就会有机器迅速安排你通往天国。
**
我一直在为新工作努力着。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要工作必须取得高级技师证，但是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交学费，该死的闭环。免费的网课简直不是给人听的，那些自学成才的家伙没有一个智商低于一百五，他们和我不能算同一个物种。
在这世上活着很靠天赋。哪怕用最优质的精子和卵子，还是有可能生出不能快速心算两位数乘法的孩子。大部分艺术家都是被淘汰的边缘人，我曾经也怨恨过自己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要分给这些不劳而获的家伙，直到我也成为了他们。
我认识很多诗人、画家，研究哲学和历史的人，我们每周都像他妈的病友互助会一样围成一圈坐在教堂里哪个不讨人嫌的小角落谈近况，互相鼓励对方：也许明天就会找到工作的。即使我们都知道自己在上帝鼻子底下撒谎，因为答案永远是不。
有一个叫劳伦的写东西的人，他有一次醉酒后跟我说：“给我一座巴黎圣母院，我也会成为最伟大的作家。想想吧，数不完的钱，衍生产品，电影，游戏……活到一百八十岁。”
我说，该死的教堂，怎么没有长脚跑过来蹲在伟大的劳伦面前？咱们有机会就烧了它。劳伦哈哈大笑。
我没说的是，想赚到钱，也许缺的不是一座教堂，然后你到此一游，就能凭此获得什么通往成功的启发。何必追求那座教堂的小阁楼墙上用不可考的文字写着的“命运”？命运这个词早就写在所有不擅长理工的大脑里，只是没有人抓得住它。
谁敢说自己能掌握命运？
现在有很多上天入地的超级英雄像当年唱歌跳舞的偶像那样受追捧，他们全都是一张张设计好了的漂亮纸片，只展示需要用来吸引你出钱购买的那一面；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事实。
我经常想，科学就是把你真的变成了一棵有思想的苇草。一个人往往除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之外什么都不会，你可以懂得很多，但改变不了任何事。一个人不会掀起什么波澜；一个小团体有可能造成短时间的骚乱；一个成型的组织，有一百、一千，一万像你这样的人连成一片，只会招致割草机，不会有别的可能。
我太疲惫了，我不愿意吃药，喝酒会让我头痛欲裂。所以最后我又去了夜总会，“伊甸园”的霓虹招牌轮换着各色的彩光，很土，不符合现在极简的潮流，但确实只有这样迷离而落后的昏暗氛围能使人很快兴奋起来。你永远不会想去医院一样的干净整洁亮堂堂的夜总会。
这一次去我没有提前预约，但是那个廉价货刚好有空档，我买了它的一个小时。
那个廉价货说：“嗨。”
我没理他，摔上门就往他脸上挥了一拳，竟然扑了个空。它躲开了我，抱着头，蜷缩在地上。
我完全震惊了，因为一个仿生人做出了我预料之外的动作。而这时，那个廉价货又从地上爬起来，仍然带着讨人厌的笑脸，犹豫而谄媚地说：“我以为你会喜欢一点变化。”
我没回答，直直盯着它的眼睛看，而它从始至终没有回避我的视线，只是疑惑地歪着头眨眨眼。
“噢，你觉得我很像人，”它说，“我把你吓着了吗？”
“就凭你？没有。”我说，但其实有。
“唉，真对不起，我只是抖个机灵，请千万不要给我打差评，”那个廉价货垂头丧气地站在我面前，“打吧，我不动了。”
我没有动手。
我可以踢翻一只垃圾桶，但如果桶里藏着个人，我会道歉。我不希望遇到一只装着人的桶，那会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说：“我要走了，把钱退给我。”
那个廉价货开始慌乱起来，想拦住我：“从来没有人退款，我不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做，先生，先生！”
“你希望我同情你吗？”我问。
它歪着头看我，没有说话。
“你知道什么是同情吗？”我说，“算了，傻瓜机器。你坐下吧，坐到角落去，离我远点儿。我不是同性恋，不需要任何性服务。”
它唯唯诺诺地坐在旁边，我点了一根烟，那个廉价货一个响指就把烟卷点燃，像他妈的魔法一样。
“可能，或许，大概，有一些超出代码的东西告诉你你其实不想干这种挨打的活儿也不一定，真的。”
它笑起来：“我是机器！没想到你还会相信这个。”
“你敢质疑你的客户？”我威胁说要走，那个廉价货就开始一个劲儿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有时候还会相信牙仙。发烧没吃药的时候，”我说，“喂，在夜总会上班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什么感觉可言，先生。”
“你们不是有那个性爱软件吗？”
“那不是为了给我们以感觉，先生。关掉也不影响我表演高潮。”
“表演，我喜欢这个词，”我说，“要是人都能像这样拎得清就好了。”
我想起来我的一个朋友，玛蒂尔德，差点就能得到一个工作。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她的上司想要在车里干她而她拒绝了。
“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尊心。”它说。
“可能吧，”我说，“但是挺傻的。毕竟这种事还能选个姿势，死却没得选。虽然我不是同性恋，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会同意的，如果只有一次。好吧，其实多几次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个人就行。要是两个人可能有点糟糕，别一起就勉强能接受。唉，想到这个就难过。连挨操的事儿都轮不上我。”
它笑了一下。就是“现在该笑了”的那种客套的表情。它说：“我以为人和人之间总是能共情，原来竟然有这么多分歧。”
“共情？”我说，“最没用的就是这玩意。能共情受害人，当然也就能共情施暴者，我看他们那副奴颜婢膝的样子恶心透了。”
“我希望我不会让你感到恶心。”它说。
“我的恶心只针对人，”我说，“不过，我突然想到，你有可能还手吗？像个沙袋一样很没意思。”
“我不能打你，除非你要攻击另一个人。”
“如果是我作为客户对你的要求呢？”
“没听过这种要求。”
“拜托，至少让我感觉物有所值吧。我不是来找你聊天的。”
它犹豫了一下：“至少我不能先攻击人。”
这好办。我说，然后提着它的衣领把它从床上揪起来站着，毫无预告地给它一拳，它的脸狠狠甩向一边，然后它面无表情地转过来（那表情称得上很凶狠呢）轻轻搡了我一把。
“……”
“别这样，”我说，“来点真格的吧。”
那个廉价货又用那双毛绒狗眼睛看我，很久很久，好像我欺负它似的。
然后，它就这样带着可怜兮兮的表情抬起腿，一个膝顶重击我的腹部，在我忍不住弓下腰的时候又给我侧脸来了一拳，可能是太阳穴也被刮到了。只听“砰！”的一声，我的视线瞬间模糊了一阵，回过神来发现已经躺在地上。
“哎呀，好家伙……”我说，“够狠的。”
它低着头看我，有点无所适从的样子（机器人会感到无所适从吗？），然后朝我伸出手。
我搭上它的手，握紧，猛地把它往地上拽，翻身骑在它身上摁着它的脑袋砸向地面，一下！两下！三下！隐约可以听见它头皮底下包裹着的哐哐金属声，但是既没有尖叫也没有呻吟。
我松手，从它身上翻下来仰面躺在地上，发现它有只眼睛的虹膜已经完全蓝屏了。它的另一只眼睛，以极高的频率颤抖着，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对不起，如果你不介意……”说着，它把坏了的那只眼睛从眼眶里摘了出来。场面足够猎奇，只是没有流血。
我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那个廉价货看着我，说：“我伸手的时候并不想打你，只是想拉你起来。”
“我知道啊。”我说。
我的坦率又让它困惑了。
“人类就是这样狡猾，”我说，“你还不够像人。”
“有必要吗？”它反问我。
“你也觉得做人不怎么样？”
“没有，我没有任何看法。我只是机器，不需要真正像人一样思考。”
“这很明智，”我说，“不够像人，这就是仿生人讨我喜欢的地方。”
不要思考，不要质疑，不要洞察自己的处境，不要愤怒，不要疼痛。如此一来，生活就很有可能在药物带来的幻觉中达到幸福。
“对于幸福，我有一点研究，”它说，“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4个拥抱才能过得幸福。你想要拥抱吗？这个动作是免费的。”
“幸福？闻所未闻，”我说，“不需要。我最讨厌跟人肢体接触了。”
“你一天会接触许多智能物品，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你是个破玩意儿，所以呢？——靠！”
我吓了一跳，因为他竟敢自顾自地抱住我，像电影里的好哥俩久别重逢时那样，拍拍我的后背。他把下巴靠在我的肩窝，我看不见他——它的表情。说到底，仿生人在不面对人类的时候会浪费电去做什么表情吗？我很怀疑。
但我没有推开他。必须承认，这该死的感觉还不错。
“好吧，但是你打破了规矩，”我说，“我现在有点认识你了，我从此不会再来。”
“来找我的人都过得不好，”它说，笑了一下，“祝你永远别再来，先生。时间到了。”
**
如我所言，我后来再也没去找过他，虽然我仍然过得不好，而且开始堕落了。我彻底放弃了工作的事，也不再去交流会，看见那些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只会使我心烦。我忘记了任何事，包括我曾经掌握的知识和我的尊严，唯独不会忘记每周去就近的医疗站领药——那种致幻的胶囊，那种财阀们的子女一生也不会接触的东西，广告说它们能带来快乐，却不提它们也会摧毁你的精神。
我知道我在往下坠落，但是在摔得粉身碎骨之前，每一天、每一天，都像做梦一样美好而幸福。
四十岁那年，家用机器人告诉我，我身上多了一个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也不是近期的事，有一阵子了，只是CT对它不是那么敏感，拖到现在才发现。后面还有很多东西，什么伴肝转移，看不太懂，简而言之就是，很难治，最好能识相点赶紧去医院等死。
我大概思考了半个小时，预约了下个月五号的就诊。点下确认键似乎一下子用光了我的所有力气，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也没有联系任何人，倒头睡了大半天，一觉醒来，头脑昏昏沉沉，可是我突然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我把药倒进垃圾桶，想了想又从垃圾桶倒进马桶。按下冲水按钮，看着彩色的胶囊在水里旋转着，这么长时间我都在吃这些该跟屎一起冲进下水道的玩意儿。
第二天是礼拜日。早上，我自己理了头发，刮了胡子，吃过速食面当早饭，久违地又去了教堂。
交流会里那些人还是围成一个小圈子坐着，有几张新面孔。我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人看着我惊讶地说：“噢，你！”可是我不记得他是谁。
我问：“多里安呢？”
“他死啦。”
“劳伦？”
“在医院里了。”
我说：“这两个老东西。”
我拉开一张椅子坐下，没有人问我最近去了哪里，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我日渐憔悴的脸上看出端倪。因为没有谈得来的熟人，我比往常更沉默，只是坐着，不发一语。
玛蒂尔德带来了一只音响，说要放首老歌给我们听听。有多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老天，他们讲英语吗？当然。讲的英语我们能听懂吗？他妈的，听就是了。
我不记得那歌的名字，只记得它听得我牙疼，迷茫而忧郁，歌词似是而非，有一两段大概是这样的：
“蠢货，你们不知道，
“寂静就像癌症病毒蔓延，
“倾听我的话我才能教导你，
“抓住我的手我才能拉住你，
“但这些只言片语像雨点沉默地落下，
“回荡在沉默的深井之中。
“人们顶礼膜拜，
“自己创造出来的霓虹之神，
“……
“先知的言论，
“写在地铁走廊上，
“在寂静之声中絮絮低语。”
结束之后，他们一起去吃饭，我没有去。
“独行侠，”玛蒂尔德说，“我早就想问了，你来但是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要来这里？”
“美人儿，我专门来看你，”我说，大家都揶揄地笑了，“好了，再见！”
她有没有说再见呢？我希望是有的，因为我确实有一点喜欢她，这块硬骨头。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最后见到的人……可以算是人吗？总之，我花了一点钱买了那个廉价货的时间。和原来一样，连鞋子都不脱，规规矩矩地坐在床上，仿生人的好处就是哪怕你们只见过两次面，好几年之后他还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
“你有点老了。”他说。
“是吗？你倒是一点没变，”我说，“我要死了。”
“啊，真抱歉。医生是这样说的吗？什么时候住院？”
“不要搞得好像你很关心我似的，”我说，“我不住院。”
“为什么？”
“我想死。”
“人都会死的，不必急于一时。”
“……你把那个‘谈判专家’关了吗？”
“关了。”
“看来你是本来就有讨人厌的潜质，不错。”
那个廉价货腼腆地笑了一下，对着我的这半边侧脸的眼角有很深的皱纹。
“我要做一个不磕药不用手机的流浪汉，”我说，“看看无人机的子弹和肿瘤哪个先要我的命。”
“这是危害治安的。”
“我都要死了，还管这个吗？我打算……”
“稍等一下，”他说，“虽然新世纪图灵科技和伊甸园夜总会都不会承认，但你的隐私在我面前是得不到保障的。我会如实记录你对我说的所有话并且不能负责对它们保密，你可能需要斟酌一下再决定把什么告诉我。”
“我已经不在乎了，”我说，“你会是我最后一个见到的高科技产品，从现在开始，我要变成原始人。当然，我知道现在要完全抹去行踪很难，扔掉手机只是第一步。也许某天你看向我的眼睛会成为记录我行踪的探头，我只希望到那时候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可是为什么呢？”他很疑惑地说，“你才刚刚四十岁。他们会治好你，用不了多长时间，然后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再活几年。”
“治不好。也不是，就是我不值得花那个钱。”
“但是……”他仍然坚持地说。
“你也会好奇吗？倒不是他们说的什么该死的自由，我不信那套蠢话。我就是感觉，从失业开始——不，从那之前，我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株按他们的心意种下去的植物、养殖场里的畜类，连自己都不能左右。我经常感觉人生毫无意义，难道我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个死后可以被利用的废物吗？老天，有些人当年画的饼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以为我们将要逃往乌托邦，每个人都自由、轻松，愉快……
“我们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比曾经的地球人聪明，新世纪图灵科技的任何一条电子狗的运算速度都远超当时一座大型机房；平均每天有一项新技术见报，绝症在一针之内痊愈，只要花钱就能买到永生。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新月异，科学是每个人的福报，至少广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科技——升起真正的空中楼阁，可我还在地上，一辈子离穹顶最近的时候就是站着抬起头。
“我们这些人，我，多里安和伊利亚和劳伦和萨莎和玛蒂尔德还有陈，过得和地球毁灭之前没什么不同：一辈子都在劳碌，无论生死都被利用到极致，曾经夺走人命的病痛到今天仍然会致我们于死地，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只是新闻里不播这种新闻。我们在聚光灯之外，既没有影子也没有回声。”
他没有说话。当然，对于我这慷慨激昂的废话，也没什么好评论的。
“说简单点就是，哪怕我从来不能真正地支配我自己，至少也要给他们添堵。说出来真是可笑，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反抗了。”
“噢，听上去不错。”他干巴巴地说，敷衍得使我发笑。
我问：“你有名字吗？编号？”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说，“如果你认识我，就会想起我。这不利于远走高飞。”
“我还以为你听到我的胡言乱语，会马上报警呢。”
“这不关我的事，”他说，“我只负责躺下。”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廉价货。”
“是吗？谢谢。”
“你大概多久要换一个身体？”我问。
他想了想，说，要看遇上了什么人，但总的来说更新频率是很快的。
“我马上就要死了，”我说，“活着的时候可以逃，唯独死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也许我的尸体很快会被找到，可能哪有一部分会用在你身上也不一定。”
“如果能以这种方式再次遇见你是我的荣幸，”他说，“虽然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硅胶。”
“好吧，那就是没有缘分了，再见。”
“再见，先生。”
后来，我偶尔会去看看他，隔着橱窗，他一次也没有转过头来。
那时候我已经挥不动拳头了，每天要用大剂量药物止痛，和疼痛一起剥离出来的还有我的触觉，人生的最后，我变得像一具行走的尸体。至于那个廉价货，永远门庭若市，看来三百年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编号，但仍然经常想起他。我记得他挨揍后的笑脸，但我感觉那表情很像哭。当然，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我变得越来越软弱了。
——END——
*歌：《the sound of silence》
